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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太湖教育史上的两个“空前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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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6-8-30 09:15:39 |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|倒序浏览 |阅读模式
我在太湖教育史上的两个“空前”
太湖中学      石刚年
1959年年底,我在北大荒接受了两年零四个月的监督劳动,摘掉了右派帽子,重新分配工作来到了安徽。先后在淮南矿业学院和桐城中学任教。19658月,又转到太湖师范教书。在太湖工作了一年,就赶上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。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》的社论后,我又一次遭到了浩劫,险些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。
说我是现行反革命的主要罪状是,利用批改学生作文反对毛泽东思想。例如有个学生在作文中写道“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,也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。”基于当时有些国家已将毛主席著作翻译成本国文字出版,故我将其改为“毛泽东思想不仅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放出了灿烂的光辉,也在世界人民心目中放出了灿烂的光辉”,结果硬被说成不该将学生的原句一笔划掉,改成自己的句子。就这样,在所有学生作文中,凡被我划掉的句子,都用大字报张贴出来,组织城内所有的中小学老师都来参观。由于我利用寒假时间,将作家浩然的短篇小说《月照东墙》改编成黄梅戏,在校内排练演出了,竟然说《月照东墙》是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加以批判。这以前,花凉亭工地上拦水坝正在修建,为方便建筑工人洗澡,大坝工地上临时修建了一个澡塘子,也对外营业。我每周日在手提包内装着肥皂盒子和换洗衣服,去那里泡澡,有的大字报上,竟说我每周带着照相机去那里勘测方位,企图在适当时机,炸毁拦水坝。大字报一上墙,就对我无休止地批斗,挂牌、游街等等处罚,无所不用其极。
1968年,学校的斗、批、改开始了。斗批的结果是运动初期被揪出来的有历史问题的人都解放了,改的结果是撤销学校的建制,原因是太湖师范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基地。那些被解放了的老师,都下放到农村,去那里支援学校教育去了。我因为没有被解放,而学校又不存在了,就把我放到太湖中学农场接受监督劳动两年。
我作为一个外地人,来太湖师范任教,在文化大革命初期,遭到了一场浩劫。其残酷之剧,时间之长,在太湖教育史上,实属空前的。
  1970年秋,因我那“现行反革命”的罪行落实不下来,最后将我发配到山区里的河口中学教书。该校是“文革”初期乡办的初级中学,学制两年,属弥陀区管辖。我在那里教了半个学期,弥陀区又筹划创办高中。因找不到专教语文的大学本科毕业生,只好又把我这个摘帽右派调到那里去任教,充数。
我能够成为大学本科毕业生,源于党的培养与教育。我原来是个工人,19462月参加革命,19502月入党,同年五月进大连工农速成中学学习,19537月考入东北人民大学(现吉林大学)中文系。
弥陀区下辖九田、河口、弥陀、安乐和田家五个乡。弥陀高中学生的来源,就是这五个乡的初中毕业生。由于文化大革命,学生受到“造反”的影响,也都荒废了学习;再加上缩短了学制,废除了留级生制度,初中升高中不搞考试录取,全凭推荐,学生的质量普遍较低。就语文学科而言,什么实词虚词、记叙抒情、名家名篇等,几乎是一窍不通。基于此,我加强了字、词、句、篇的教学,并建议学校在学生早锻炼后,增加了一节早读课,促使学生熟读、背诵课文。然而船漏偏遇顶头风,早读课的效果却难以保证。原因是每天上早读课时,恰好是区里早广播时间。区委离学校只二百米,那里的高音喇叭先是播送《东方红》歌曲,继而是最新、最高指示,然后就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新闻报道,声响之大,震耳欲聋,干扰得学生无法早读。基于此。我就去区里提了意见,建议撤掉高音喇叭。吴敦康书记听取之后,经过考虑,通知广播站将喇叭口调转了方向,直对下街口广播,这样确保了学生早读不受干扰。事后,我有些后怕。因为“文革”开始,各校都批判过“智育第一”,而今我打着确保早读的旗号,明目张胆地去区里要求停止宣传文化大革命,这无疑是“智育第一”的回潮。联系到自己的摘帽右派身份,很可能又要受到批斗。吴书记睿智的措施,我意识到遇到了一位知书达理的好领导。
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,毛主席作出“五·七”指示,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,学政治、学军事、学文化。指示中说“学生也是这样,以学为主、兼学别样,即不但要学文,也要学工,学农,学军,也要批判资产阶级。”根据这一指示,弥陀高中学农,选址在河口乡方田村。理由是在1960年自然灾害时,农村各地都恢复了单干,唯有方田村在王家银书记领导下,仍坚持集体生产,维护了合作化经济。就这样,弥陀高中两个班的师生,背着行囊去了方田。
在方田,我们住在一个祠堂里。师生们白天帮村民挑河,晚上走访农户访贫问苦,住了一个星期。
翌年春上,新生入学后,仍按例坚持走“五七”道路,实行第二次开门办学。这次办学地址,选在安乐乡元胜村,理由是村支书陈汉阳领导村民“农业学大寨”改河造田取得了巨大成绩。
总结在河口乡方田村开门办学的经验教训,我向陈显豪校长提出了自己对开门办学的看法。我认为山区里的学生,大都来自于贫下中农的家庭,自幼就养成了劳动习惯,勿须再去农村接受劳动锻炼。走“五七”道路实行开门办学,决不是“放鸭子”,任其自流,必须把了解当地情况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结合起来。基于此,我提议各学科安排如下内容,实行开门办学。
(1)政治课:通过参加挑河劳动,上挂下连,开展革命大批判。强调劳动创造世界,批判地主、富农的剥削思想,和该村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。
(2)语文课:学习毛主席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(节选)通过进村入户访贫问苦,学习如何搜集现实材料,回校后写一篇调查报告。
(3)数学课:通过对元胜村筑成的拦洪坝的高度、宽度和长度的实地测量,计算出土石方的用量、投入的人工及其造价。
(4)物理课:由老师带领学生参观元胜村的小型发电站,讲解发电机的基本原理和功能。
学校采纳了我的建议并付诸实施,师生们都较满意。在元胜村住了一个星期,一路高歌返回了学校。
通过家访和座谈得知,桐山半山腰掩埋着革命烈士。我便向陈校长建议,高中学生应去祭扫烈士墓,通过这项活动,对学生进行一次革命的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。当时,在整个弥陀区还没有组织学生祭扫烈士墓的先例。此事得到学校的赞同,并责成我负责落实此项活动。
1973年清明节那天,学校破例放了假,我便带领学生徒步去了桐山。在烈士墓前,我讲解了国旗的图案及其色彩的构成,使学生认识到我们的五星红旗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,以此激发学生对烈士的感情。学生代表在墓前致了悼词,大家向烈士墓行三鞠躬礼并默哀。以后,在区委侧对面的小山坡上,修建了烈士塔。桐山的烈士墓移到烈士塔旁,此后我们就地祭扫,无需上山。
1976年10月,随着“四人帮”垮台,文化大革命也宣告结束,开门办学也被停止,恢复了以课堂为中心进行教学,向四十五分钟要质量了。这样,教务工作被提到议事议程上来,经学校和区委研究,提拔我为教导副主任,但报到县委宣传部却没有被批准。理由是我这个右派,虽然摘帽,但当初是由高教部党委划定,并送往北大荒进行监督劳动的。但这时学校的教务确实没有适当人去抓,学校领导又想出了新的办法,即立即成立学生会组织,由我担任学生会的政治辅导员,实际上是抓教务教学工作。这样做,只要区委点头即可,勿需上报县委宣传部。于是,我这个摘帽右派,就成了弥陀高中学生会的政治辅导员。
高考制度恢复以后,由于全校教职工的努力,弥陀高中的高考成绩,一直较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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